新时代如何对重大历史题材进行儿童文学书写

——《行走的学校》编辑手记

白驹过隙，日光荏苒，《行走的学校》问世了。新书分享会暨“一带一路”版权输出签约仪式活动举办前，我和作者邹雷老师几乎同步在翻看这一年来的聊天记录，然后对着曾经对彼此的“折磨”开玩笑说：“一切痛苦的过往，折合到回忆里，便是美好。”其实与我，与其说痛苦，倒不如说是编辑全过程的享受，是一步步“看她穿得好嫁衣”的欣喜，是在少儿主题出版上的一次全新探索和成长，更是对所有为她付出之人的感恩。

偶然相遇，必然成书

2020年的“上海好童书”颁奖现场，总编辑王琦老师与邹雷老师邻座，因为共同的文学创作而结缘并将微信推给了我。归来，我购买了邹老师刚获奖的《铜哨声声》拜读。邹老师在编剧、报告文学写作上已取得不少成绩。《铜哨声声》是他的第一部儿童小说，书写战争题材的少年成长传奇故事，作品的童趣、细节、人物，以及那种把苦难隐藏其中，让孩子们在带泪的笑声中得到成长的描写，让人感觉这不仅是一个写战争题材的行家里手，也可以在儿童文学创作上有很好的作为。于是在去年上半年，副总编傅晓明老师带队组稿时，我申请绕道南京，去拜访邹老师。《行走的学校》就在一番畅聊的偶然间孕育出了种子。

新安旅行团是一部厚重的历史。1946年，毛泽东主席曾给新旅少年回信；2021年六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新旅的母校——新安小学的少先队员们回信。两位领导人的回信，穿越时空，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新安旅行团这个光荣的集体。随着对新旅历史不断深入的了解，从社领导始，我们越发坚定这可能会是2022年主题出版的热点之一，而从儿童的角度书写这一题材，对于新时代少年儿童传承红色精神、培育优秀品质，无疑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行走的学校》提上了必然的出版流程。

确定书写角度，精品化打磨作品

可以预见的是，必然会有多部书写新安旅行团这样重大历史题材的图书被推出。从儿童文学的角度，作品只有以儿童为本，塑造贴近儿童生活的可爱可亲可感的人物形象，进行生动有趣的故事化书写，才能在这一独特又热门的题材上，形成独特的原创儿童文学叙事，才有可能出圈出新。而童真、童趣化的书写，正是邹老师《铜哨声声》的写作特点所在。经过沟通，邹老师决定创作为一部长篇纪实儿童小说，《行走的学校》书名也随之确定。

一开始邹老师的写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写好前三章发来，非常惊喜。读到的全是童言童语，俨然就是一个孩子对另一个孩子脱口而出的童言稚语的记录。作品中还使用了大量的歇后语、孩子们自编的顺口溜和一些俚词俗语，无一不凸显着孩子活泼、机敏的一面，完全可以用“童真童趣悦读”来形容它；而且主题性明晰，能将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念不着痕迹地融化在小说的行文叙事中。邹老师把它发给身边的朋友、小学语文老师和小学生试读，反馈也非常好。

但等初稿全部完成后，效果却没有那么理想了。从1935年14名团员在汪达之校长的带领下出发，长途修学，以文艺为武器，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新安旅行团历经了抗日烽火、解放战争中的发展壮大，新中国成立后团员们成长为各行各业的人才这样一段漫长的历史，显然，时间跨度之大、历史事件之多、史实资料之丰富，对写作形成了极大的考验。初稿从第四章以后，开始出现大量对史料的转述，大量历史事件的铺陈削弱了本应是重点的儿童叙事；全景式的叙事视角与前四章“我”的第一人称视角有冲突；小说描写的是人物群像，个性不鲜明；叙事重点不突出，用力比较均衡……感觉书写被史料所束缚，儿童性和文学性被淹没。邹老师因为在此之前已经书写了两部有关新安旅行团的报告文学，对新安旅行团的历史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创作《行走的学校》时显然还没有完全从报告文学的书写模式中走出来。

作为一部书写重大历史题材的纪实儿童小说，既要忠实于历史，对浩如烟海的史料进行果敢的筛选，进行提炼整合，把史料的硬核揉碎，熔化于心，更要强化突出文学性和儿童性，巧妙结构，转化为润物无声的文学语言、儿童视角的故事情节，塑造立得起来的典型的人物形象。

怎样进行修改？熟悉新安旅行团史似乎成为我们首要的必修课。我们购买了权威版本的《新安旅行团史》反复阅读，在厚重的史料中琢磨时间线、人物线、重要事件对人物成长的影响等，和邹老师一起找寻整合、修改的角度。而这本《新安旅行团史》也成了我们之后编辑加工的好帮手，查证一些史实、歌曲、陶行知先生的诗，情节上的衔接不太好时以哪一事件进行替换更好，甚至章节标题，比如第七章的“文艺的种子”就来自于这部历史书。

最终，我们向邹老师建议，尝试跳出历史素材，集中塑造刘纪宇、章枣、童牧、“小盆友”等三四个小主人公的典型人物形象，去勾画他们在这段历史中的成长路径，进而创作影响他们这一路成长的主要的故事情节；将宏大历史做背景化处理，突出小说语言、细节叙事，加强儿童视角；围绕人物塑造、围绕故事情节构思来进行史料的甄选，对所涉及主人公的成长经历不做概而全的介绍，要进行一些突出与弱化的处理，详略有所取舍。

这便是开头所说的和邹老师互相“折磨”的过程之开启。之后，或者某一些章节历史铺陈还是显多，不能很好地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或者因为个别人物形象缺乏身世交代，或者需要对叙事上“我”的视角进行梳理，或者因为情节设置的合理性，或者因为结尾的不够完美……我和邹老师你来我往，前前后后，将书稿修改了不下二十稿。期间，两位外审专家就历史题材可能涉及的出版规范、少年儿童价值导向等内容安全问题，给出了很多中肯的修改建议，便又是一番拉锯式的修改。甚至到付印前，我还在查阅一些新旅团员的回忆录，与邹老师商量要否把大家为怀念牺牲的刘纪宇创作的歌曲换一首更贴切的。

这个过程，对邹老师来说，无疑是痛苦的，改稿之难，难于写一部新稿，何况还改了这么多遍。但为了《行走的学校》能成为一部“以儿童为本，重而不沉，轻而不飘，趣而不俗”“有独创性、文学品质很高”（徐德霞）的精品小说，成为“在众多以新安旅行团为题材的作品创作中，一个另辟新径的非常优秀的中国故事”（崔昕平），回首再看，邹雷老师也说，“折磨”成就了美好，值了。

精准定位，装帧设计锦上添花

如果说书稿是“万变”的，那么书名《行走的学校》却是顶住了各种声音而始终未变的，这一书名来自书稿中一段孩子们之间很有童趣的讨论，它精准地表达了新安旅行团就像一所行走的学校，始终践行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思想的修学实践，表达了这一少年革命团体在行走中发展壮大、孩子们在行走中积极成长的主题。用海飞老师的话说，“这是一个既定位精准，又鲜活的跳动着的具有生命力的书名”。

我们请著名书籍设计师陈泽新老师进行整体设计。陈老师专注于书装设计二十余年，为很多儿童文学图书做过高品质的设计。陈老师以“既干净雅致又方便阅读”的理念为这本书设计了内文版式，他注重每一个细节，从插图的处理、篇章页的颜色挑选到字体字号、版面字数都逐一根据打印效果反复修改，使整个设计不但具有艺术性，凸显了文学品质，而且更人性化。在他的设计下，封面绘为新安旅行团出发时的场景，旭日东升时，孩子们背负简单行装，打着蓝色三角团旗，意气奋发踏上“一群小好汉的如歌征程”（朱永新），将新旅少年爱国奋进、胸怀家国等的成长精神完美展现。

回首《行走的学校》出版过程中日日夜夜的各种忙碌，我刷新着对重大题材的儿童文学书写的认知，积累着对主题出版、儿童文学的思考与经验，内心更充盈着满满的感恩，为每一个默默为她付出过的领导、同事、专家。一个周六的上午，听着电话记下郭义强老师一页一页审阅后的修改建议；姜鹏辉老师返回密密麻麻的几页手写的审读意见，字体刚健而意见充满殷殷期望；对于每一次大的修改、封面的每一次微调整，社领导都要仔细看过，严格把关……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举，但每个瞬间都铭记在心，化为继续前行的动力。

开花结果自馨香。《行走的学校》甫一出版，便开始受到社会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入选了《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读周刊》一周热荐书单，相关报道被学习强国号等平台转载，版权成功输出至“一带一路”国家阿联酋。在新书分享会暨版权输出签约仪式活动成功举办后，又相继受到《光明日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中国出版商务周报》、网易新闻网、江苏作家网、欧华之声网等多家媒体的关注与报道。

朱永新、郭义强、海飞、徐德霞、谭华、崔昕平、王宇等与会的教育界、出版界、评论界、儿童文学界、版权贸易界专家一致认为，《行走的学校》是一部主题性、文学性俱佳的儿童小说。它立足当下，以孩子的视角捕捉历史亮点，用鲜活有趣的故事来呈现新安旅行团在战火中成长壮大的独特历史片段，传承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理念，凝聚积极乐观、向上向善的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弘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助力新时代少年儿童砥砺成长，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儿童文学书写上做出了有益且优异的尝试，是一部适合少年儿童阅读、深受少年儿童喜欢的好书。

过往一年的所有付出，得到来自各方的肯定，欣慰之余，也多了几许期待。期待《行走的学校》在重大历史题材的儿童文学书写上所做的尝试和努力，能够为有志于此的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提供一些参考或者生发一点启发。期待更多的小读者能够在《行走的学校》阅读中有所收获，能够以同龄英雄为榜样，胸怀家国，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中国式现代化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期待《行走的学校》能走向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以她的方式，将中国孩子的故事讲给外国的孩子们听，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中国少年儿童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

张晓晴 希望出版社图画书编辑室副主任 策划图书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入选“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专项规划等。